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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你家,妈妈的妈妈叫什么?
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【华卫新闻】上海报导:如果把“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”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改成“摇啊摇,摇到姥姥桥”,你愿意吗?

  近日,有人发现沪教版一篇小学课文《打碗碗花》里的“外婆”,全被改成了“姥姥”,而原因是:“外婆”是方言。一时之间,网友纷纷表示不解:有人替作者鸣不平,岂可任意修改原作;有人搬出了《尔雅》《史记》,论证“外婆”才是雅言正音;有人则把《狼外婆》改成《狼姥姥》、把《外婆的澎湖湾》改成《姥姥的澎湖湾》,段子层出不穷……

  事后,上海市教委已责成相关部门及时整改、向社会致歉。不过,外婆还是姥姥带来的讨论,还是停不下来。其中,最热门的观点莫过于这两种:一些上海朋友忧心方言式微;而其他人则把姥姥、外婆之分延伸到南北之别,开启了继元宵还是汤圆、小年是哪一天后的又一次争论。

  事实上,双方大概没有弄清,文章作者并不生自申城的里弄,而是地道的关中女子。而“外婆”也并非南方专利,陕西、甘肃甚至河南的一些地方,也都通用。可见,“十里不同音,百里不同风,千里不同俗”,多样的山水养育了多样的风情,绝不止南甜北咸东辣西酸、南昆北弋东柳西梆那么粗线条。正如山西陈醋,东北酸菜,福建酸笋,云南酸汤,同是一酸,却各有滋味。

  其实那篇课文里,最动人的不是“外婆”等口语表达,而是那朵碗碗花。碗碗花,有的地方叫小旋花,有的则称狗儿蔓;即便同称“碗碗花”,也有“摘碗碗花打破碗”和玉帝因花朵贪婪而打翻礼物等不同传说。我们不必考证哪种说法、哪种称呼更合理,毕竟,口耳相传、约定俗成的内容,早已形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。而文学,恰恰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,它记录下红土地的热情奔放,黄土地的苍茫质朴,描摹了田园牧歌的边城风貌、磨砖对缝的古都气质,道出生活的实质。

  近年来“方言写作”刮起的文学飓风,就是为了还原多样的文化与生活。金宇澄的《繁花》用上海话写弄堂故事;颜歌的《我们家》让读者有“想吃四川肥肠粉”的冲动;还有曹乃谦、贾平凹的作品中溢出纸面的山西味道、陕西风情。事实上,这并不是新生事物。前有《楚辞》后有《红楼》;鲁迅《阿Q正传》中,绍兴话“肚里一轮”,写出了赵太爷心中盘算利弊的精明狡猾;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如一曲秦腔,“毛不顺尥蹶子好犟个牲口!”骂出了脆爽憨实的精气神……不必通篇方言,只一两个生动的俚语,就写活了整篇文字。

  方言文学的可贵,并不在于记录生活发明的生僻言语,而是留下言语塑造的生活。对于外地读者而言,方言打开一方新天地。而对于本地读者和作家自己而言,方言就是母语,就是乡愁。有多少种方言,就有多少样生活。正如蘸惯油碟就吃不了麻酱,独特的意象、细微的情愫,很难用不熟悉的语言表达。金宇澄说“方言写作,就是想让人意识到如何开始学说话。”的确,那些从娘胎里自带的文字,最为生动丰满。云南话里的“鬼火绿”,潮汕话的“月娘”,闽南话的“姿娘”,或传神,或雅致,绝非生气、月亮、已婚妇女等通用词语可以翻译。

  但方言之于文学,并非越原生态越好、越土越值钱。有人说:方言是味精,搁一点点,味就提起来了,搁多了就苦了。哥伦比亚作家里维拉的小说《旋涡》充斥着各种方言,不查字典难以卒读;国内也有人热衷于音译难以书写的俚语,让读者摸不着头脑。这何尝不是“以文害辞”?孙悟空喜欢自称“外公”而不是“姥爷”,大概和作者的家乡有关,但《西游记》成为经典,反而要归功于使用通用书面语写作。同样,当下备受欢迎的地域文学,无论是用“湘普”还是“广普”,方言只是“开胃小菜”,脱离了普通话创作这盘“主菜”,就只是自娱自乐。

  保护方言也一样,脱离了推广普通话这一前提,就容易自说自话。前段时间,“我四渣渣辉”(我是张家辉)“乌拉辣拉氏已馊”(乌拉那拉氏宜修)等粤语普通话,让网友乐开了花。但反过来说,若不是推广普通话,完全难以想象港台明星和东北演员搭戏,徽州商人和云贵老板谈生意,上海申花队使用湖北籍球员……只不过,语言是一个不断新陈代谢的开放系统,敲竹杠、忽悠、大腕等方言词因为文学、影视的传播而成为通用汉语。这么看,把“外婆”当做方言自然不合时宜。

  叫外婆还是叫姥姥,都是生长于不同地域的约定俗成,都不改外祖母这个“所指”。一次争议,却让我们反思,无论是为了营造开放环境,而对方言如临大敌,还是为了保护地域文化,而盲目要求方言写作,都不可取。《打碗碗花》的作者李天芳,认为写作要“使字里行间响彻真实的声音”。只要适合表达生活的真善美,方言与普通话,绝不是单选题。

  这正是:摇啊摇,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;外婆说,好宝宝,你为啥管我叫姥姥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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